第844章 笑傲江湖(万历二十五年)
万历二十五年,古老的中华大地在暮色中盘跚前行,大明帝国的航船看似依旧庞大威严,却已千疮百孔,在风雨飘摇中逐渐驶向未知的深渊。
三月的紫禁城,乍暖还寒。
文华殿内,铜鹤香炉里的香灰已经积了寸许厚,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疏无人问津。
自万历十七年起,明神宗便深居后宫,再未召见内阁大臣。昔日热闹非凡的朝堂,如今冷冷清清,仿佛被这个帝国的统治者遗忘。
首辅赵志皋已至暮年,须发皆白,形容枯槁。每日依旧颤巍巍地来到空荡荡的朝房,机械地誊写着那些“留中不发”的票拟。
所谓“留中不发”,便是内阁大臣们对各类政务提出处理意见,写成票签呈给皇帝后,皇帝既不批示,也不发还内阁,任由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文件在宫中沉睡。
赵志皋望着堆积如山的奏疏,心中满是无奈与悲哀。他知道,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,正以一种诡异的姿态逐渐停滞。
太仓库的账簿显示,当年岁入白银485万两。然而,辽东军饷却已拖欠达三年之久。辽东,作为明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,士兵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,却迟迟拿不到应有的军饷。士兵们的怨言越来越大,军心开始动摇。
与此同时,陕西延绥镇的士兵因缺饷哗变竟达七次。延绥镇地处边疆,战略位置重要,哗变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稳定,也给明朝的边防带来了巨大的隐患。每次哗变发生,地方官员都疲于应付,他们既要安抚士兵的情绪,又要向上级汇报情况,请求解决军饷问题,然而这些请求往往石沉大海。
在权力真空的阴影下,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趁机将批红权化作生财工具。
批红,本是皇帝对内阁票拟的最终裁决,经皇帝朱笔批示后,便成为正式的政令。但如今,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却被田义肆意滥用。
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四月发生的事情:山东布政使空缺,这一职位竟标价三万两白银;浙江盐运使的肥缺则被徽商汪氏以五万两购得。
在田义眼中,官职就如同市场上的商品,可以明码标价,随意买卖。更令人发指的是,锦衣卫北镇抚司诏狱也成了他敛财的工具。只要交足两千两白银,犯人即可“病殁”脱身。
诏狱本是关押重犯、审讯要案的地方,如今却充满了腐败与黑暗。犯人们在狱中饱受折磨,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可以通过贿赂逃脱惩罚。权力的腐臭从中枢蔓延至地方。
山西巡抚吕坤在私信中哀叹:“州县官如市侩,刑名钱粮皆可易。”
地方上,官员们贪污成风,司法公正被肆意践踏,百姓们有冤无处申,有苦无处诉。
而鸭绿江畔,硝烟弥漫,战火从未真正熄灭。日本丰臣秀吉野心勃勃,再度发兵十四万侵朝。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,为了维护自身的宗主地位,不得不重启抗倭援朝之役。
兵部职方司的塘报如雪片般飞来,每一份都触目惊心。
万历二十五年正月,明军先锋查大受部在蔚山与日军遭遇。日军凭借先进的火器,对明军发动猛烈的火攻。查大受部虽奋勇抵抗,但终因寡不敌众,战损三千精锐。
六月,水师总兵陈璘率领的八十艘战船在海上遭遇飓风,最终沉没海底。此次灾难不仅使明军损失了大量战船,还损失了军粮十万石。
军粮,是军队的生命线,如此巨大的损失,给明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
这场持续五年的战争,如同一个无底洞,已耗尽太仓银库。
户部尚书杨俊民忧心忡忡地奏称,单是万历二十五年,军费支出即达白银二百八十万两,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8%。巨额的军费开支,使得明朝的财政陷入了困境。为了筹集军饷,朝廷不得不增加赋税,百姓们的负担越来越重。
军事系统的溃烂更是令人胆寒。辽东总兵李如松英勇善战,曾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,然而却不幸战死。他战死后,其弟李如梅为了获得辽东总兵官的职位,竟以五万两贿赂兵部。
在明朝的军事体系中,官职的任免本应依据将领的才能和战功,但如今却被金钱所左右。驻守武昌的楚王卫所,兵册上记载的兵员有一万二千之多,然而实际仅存老弱三千。空饷被湖广巡抚支可大与镇守太监张晔瓜分。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不惜克扣士兵的军饷,导致士兵们生活困苦,战斗力低下。
在陕西,固原总兵麻贵为了弥补军饷不足,竟纵容士兵劫掠商队,还美其名曰“借饷于民”。士兵们在麻贵的纵容下,肆意抢夺商队的财物,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。
四月,惊雷乍响。
而此时,税监陈奉却正坐在黄鹤楼宴饮作乐。陈奉,这个由万历皇帝亲自委任的矿税太监,在湖广地区推行着“见矿即税,无矿则税人”的暴政。
江夏县《万历二十五年灾异录》详细记载了陈奉的恶行:他的爪牙们以寻找矿产为名,四处横行霸道。他们掘开民宅地基四百余处,许多百姓的家园瞬间被毁,流离失所。那些敢于抗拒的百姓,更是惨遭毒手,被逼死的人数多达六十七人。
在襄阳,陈奉的党羽强征“桑枣税”,他们不顾果树是否结果,一律作价收税。枣阳农民王嘉胤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苛捐杂税,于是聚众抗税。然而,他们的反抗遭到了卫所兵的残酷镇压。三百具尸体被无情地抛入汉江,汉江的水被鲜血染红。
江南地区同样未能幸免。
苏州织造太监孙隆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,将织机税从每张三钱大幅提至八钱。这一举措使得机户们不堪重负,纷纷罢织抗争。
六月十六日,织工葛成义愤填膺,率领两千名织工奋起反抗。他们冲进税署,将其焚毁。孙隆吓得惊慌失措,匆忙逃入杭州知府衙门,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
在松江府,致仕礼部尚书董其昌凭借自己的权势,大肆扩张田庄,其田庄面积竟达四万亩。
佃农徐念祖一家的租契清晰地显示:万历二十五年,他耕种二十亩水田,却要纳租米十八石,而当年的水稻亩产仅一石二斗。沉重的地租使得徐念祖一家生活极为艰难,他们辛勤劳作一年,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给地主,自己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
这一年,除了人祸,还有天灾。
黄河在开封朱家寨突然决口,淹没了大片的农田和村庄。这场持续四十天的暴雨,引发了中原地区的大饥馑。
河南巡抚曾如春心急如焚,向朝廷奏报:“归德府人相食,汝宁府鬻妻女者塞道。”
在汝宁府,道路上到处都是卖妻卖女的人。陕西澄城县志记载,全县饿死三万余人,而知县张斗耀却不顾百姓的死活,仍强征“剿饷”。最终,饥民们忍无可忍,王二率众将张斗耀杖杀于县衙。
流民如汹涌的潮水般蔓延开来。在湖广荆襄山区,来自河南、陕西的二十万流民聚集在一起,结成“棚民”。
他们为了生存,开矿垦荒,但这却引发了土客械斗。当地的土著居民与外来的流民之间矛盾不断激化,双方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,时常发生冲突。
南京应天府捕获的流民团伙供状显示:其头目原是蓟镇逃兵,成员包括被矿税逼破产的铁匠、遭卫所军官侵占田产的军户,甚至还有苏州抗税逃亡的织工。
日月神教“文成武德,泽被苍生;明王出世,日月重开”的谶语沿着运河迅速传播。教首任我行已发展信众十万余,暗中制造兵器甲胄,准备发动起义。
日月神教以其神秘的教义和组织形式,吸引了众多生活困苦的百姓。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到绝望,将希望寄托于日月神教所描绘的明王出世。
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同样剧烈。
东林书院悄然兴起,顾宪成在讲学时大声疾呼“天下之是非,自当听之天下”
他主张言论自由,反对专制统治,认为天下的事情应该由天下人共同评判。他的门生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,公然上疏请罢矿税。在奏疏中写道:“陛下爱珠玉,民亦慕温饱;陛下爱子孙,民亦恋妻孥。”
然而,浙党首领沈一贯却操控科道言官,将反对矿税的奏疏悉数扣留。为了维护自己和浙党的利益,不惜与民争利,打压异己。
冬至日,北京钦天监的官员们紧张地观察着天象。他们惊恐地发现日食“食既,星昼见”。
在古代的星象学中,这被视为“主阴盛阳衰,神器易主”的不祥之兆。这个庞大的帝国,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阴影所笼罩,正一步步滑向深渊。
太仆寺报告全国马政崩溃,存栏战马不足永乐年间的三成。
战马,是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物资,马政的崩溃意味着明朝的军事力量将受到严重削弱。
工部虞衡清吏司奏称,遵化铁厂年产生铁仅九万斤,不到嘉靖朝产量的四分之一。
铁,是制造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原料,铁产量的大幅下降,不仅影响了明朝的军事装备制造,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。
武昌蛇山之巅,楚王府的琉璃瓦在血色残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刺眼。佃农刘六因反抗王府的压迫,被残忍地杀害,尸骨被挂在王府田庄的界碑上,以警示其他佃农。
刘六的妻子悲痛欲绝,带着三个孩子跳入长江。在跳入长江前,在船舷上刻下“田虎食人”四字。
而与此同时,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里,万历皇帝正悠闲地把玩着新贡的缅甸翡翠,他沉浸在自己的享乐之中,全然不知这个帝国已经危机四伏。
如果一切照常发展,十二年后,他的孙子崇祯皇帝将在景山自缢,明朝的统治也将宣告终结。
万历二十五年,成为了明帝国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。
在这一年里,明朝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这些问题相互交织,如同一张紧密的大网,将明朝紧紧束缚。
尽管明朝在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帝国架构,但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。万历二十五年的种种乱象,就像是帝国崩裂前的血色黄昏,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即将落幕。
朝廷内外开支庞大,北方战事吃紧,军饷耗费巨大;宫廷的修缮、皇室的奢靡生活,也让国库如流水般不断支出。为了填补这巨大的财政窟窿,一个看似能快速敛财的主意在明神宗心中萌生——派遣宦官担任矿监税使,到全国各地强征矿税、商税。
很快,一道道旨意从京城发出,被任命的宦官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,迫不及待地奔赴各地。其中,陈增、高淮等宦官最为显眼。手握皇令,一路招摇过市。每到一处,便以天子之名,肆意横行。
在他们眼中,征税不过是巧取豪夺的借口,百姓的血汗、商户的财富,都是他们可以随意掠夺的对象。
武昌,这座长江中游的重镇,因其发达的工商业,成为了宦官们重点盘剥的目标。
陈增一到武昌便与当地的地方官吏勾结在一起,在城中各处设立税卡,无论是江上运输货物的商船,还是街边摆摊的小贩,都难以逃脱被征税的命运。只要货物稍有挪动,税吏们便一拥而上,强行索要税金。若是有人胆敢反抗,便是一顿毒打,货物也会被没收。
商户们苦不堪言,许多小本经营的店铺,因为沉重的税负,纷纷关门大吉。原本热闹的街道,如今变得冷冷清清。百姓们的生计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,一些靠卖手艺、做小买卖为生的人,也失去了收入来源……